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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今人做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选择时，一般的出发点都是在两善之间理应选择更大的善，而赵苞、申鸣与郅都看上去全无这样的考虑——忠并不是比孝更大的善，而是在一个人的身份发生转换之后所必然伴随的责任转换，换言之，如果你不愿出仕，那么理所当然应该做好孝子，做孝子也绝不比做忠臣低人一等；如果你选择出仕，那就意味着你已经自动放弃了孝的优先权，因为从此以后是国君而非你的父母给你以及你的家人提供一切衣食所需。

若站在帝王的立场，自然会赞赏赵苞、申鸣与郅都的抉择，因为他们首先捍卫了帝王的江山，而且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方式并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多么沉重的冲击。但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若是更进一步，号召臣民们无论出仕与否都应该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帝王私属的）国家，任何事物——无论是父母亲情还是手足之情——都不应该成为阻碍，甚至都可以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这不是更有利的事情吗？

专制政体当然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种移风易俗的工作，之所以没能完成，一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何不为，在正义性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功利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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